ISC 战略up主沈逸：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大国战略博弈与网络空间安全态势

作者|沈逸 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数字化加速转型，国际格局多变，网络空间治理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新冠疫情背景下，大国战略博弈出现显著区别。同时，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引起了人们对于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的新一轮关注。在ISC 2020互联网安全大会战略日网络空间战略与治理论坛中，六位专家对趋势战略、发展变革进行了主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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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解读，ISC 战略up主沈逸：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大国战略博弈与网络空间安全态势

以下是专家分享全文内容：

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提出了全面的冲击和挑战

       众所周知，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肆虐，作为一场发端于公共卫生领域，但因为覆盖范围和严峻程度构成对全球治理全面冲击的重大危机，新冠疫情对现有全球治理的理念以及治理实践，均提出了全面的挑战，这种挑战，整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如何实现全球协同治理。从全球维度来说，应对新冠疫情，是一次典型的全球治理能力测试。测试的关键，是各个国家之间能否在全球范围实现有效的战略协调与政策协作，进而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有效的行动，推动全人类去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从目前的情况，实践情况并不乐观，就已有的治理绩效来看，作为第一轮全球治理的发起者美西方国家，并未能够展现与人们预期相匹配的能力，传统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枢纽，因此面临关键性的冲击和挑战。

       二是对各个国家的治理道路、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出的冲击和挑战。新冠疫情迫使人们认真思考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及治理模式背后所蕴含的发展道路，发展制度以及发展理念的综合性的问题。虽然基于不同的认知，以及复杂因素的共同影响，人们对此问题仍然保留不同的看法，但客观态势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迫使人们对制度、道路和模式等具有典型宏大叙事性质的议题，展开了近年来比较罕见的深入思考。各种理念将持续激荡，但显而易见的是，除非能够在认知层面形成务实的突破，否则在实践层面，作为共同体的人类社会，将不得不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时支付更高的代价。

       三是对技术及其在治理领域实际发挥效能的挑战。不同国家，信息技术、信息产业所处的位置不同，各自的技术能力和行为模式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和比较优势，但是对于新冠疫情来说，大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拯救人的生命，拖的时间越长，为完善方案考虑的越多，实践的速度越慢，付出的代价就越惨重。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的组长艾尔沃德博士曾指出，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最重要的经验就是速度，高速的、有序的、有组织、有协调的行动。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对信息技术、网络安全，产业技术、产品应用等各方面，均提出了重大的冲击，同时也提供巨大的发展机会。根据已有的实践看，除非人们能够将技术与相关议题领域的治理实践进行有效的组合，并克服传统理念构成的认知壁垒，否则单纯的先进技术与应用，并不能自动提升面对新冠疫情的治理绩效。

新冠疫情下，救治思路决定救治方向

       疫情下，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救治思路呈现出显著区别。

       第一种思路是关注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在这种思路下，面对疫情选择的方向是优先考虑拯救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第二种思路是聚焦经济发展，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受影响是疫情下需要关注的重点。

       中国选择的是关注以生命为核心的救助活动，即认为人的生命，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无价的。为此在短时期内支付巨大的代价对疫情进行防控，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整个国家进入了某种事实上的暂停状态，就实践结果看，这种实践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世界卫生组织曾对中国做出这样的评价，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出来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从最高层的决策者开始，到最普通的民众，每个人都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都非常清楚自己应该以何种方式介入其中，并且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集体主义的风格具有非常典型的中国特色。

        另一方面，在太平洋的对岸的美国，在拯救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选择。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条件，技术条件，信息条件，但是却关注于资本的表现，关注如何通过维持股市的金融指数处在高位运行来避免资本有过多的损失。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美国不是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的拯救过程中，而是在海上维持美国的霸权。这种治理结构所带来的治理效果，最终表现为美国以不到全世界总人口5%比例贡献了20%多的累计确诊和累计死亡病例。

新冠疫情及其治理指明了未来全球治理的

       两种不同的救治思路下表现出不同的救治方向。这对于全球治理或者网络安全意味着什么？新冠疫情没有中断全球化，也不会逆转全球化。新冠疫情及其治理指明了未来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当然也指出了网络安全对整个产业的指导意义。

       新冠疫情指明了全球治理的三个方向，一是实现有效的全球合作，新冠疫情指出需要更高质量的全球化，能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带来的问题；二是将国家治理能力形成某种形式的通货，获得市场的认可与出价；三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实现以人民生命安全为最优先目标的安全。

        对于疫情的治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应用，尽管具有巨大的潜力能够有效提升治理的绩效，但是最终真正发挥作用取决于能否将其嵌入实质性的治理过程中。

        由现实存在的抗疫驱动通信信息技术变革，促成未来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就是深度数字一体化转型。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和发展为抗击疫情提供有效的支撑。抗击疫情为深度数字一体化转型，跨越传统线上线下两分的模式，提供深度动力。数字技术全面嵌入抗击疫情分为三个阶段：控制疫情扩散，可持续经济运行模式的探索以及心理疏导与重建。

       在控制传染病的三项任务：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路径，保护易感人群等方面，数字技术表现出了巨大的潜能，但是数字技术在这方面的应用高敏感度的个人隐私的信息和数据，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充分应用以及应用之后的妥善保存和安全处置的新问题，需要一整套治理体系进行回应。

        未来，各国都将走向智能化的数字治理的道路。能否促成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应用前沿，与全球范围各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核心的行为体并不是技术和应用本身，而是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行为体的主权国家。

        对国家来说，数字化的智能治理，必然意味着数据以及相关内容的信息，在全球范围的高速流动；意味着对战略性数据资源的共享；意味着在全球网络空间形成和塑造更具建设性的规范与行动准则；意味着对偏见和摩擦的有效克服；意味着在全球范围积极推进战略与政策的有效协调，以及作为战略基础的，各类行为体之间信任程度的持续加深。

       为此，各类行为体需要深化信任，积极推进战略、政策、技术的有效协调。相信在此基础上，数字化、网络安全以及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良性变革，也将进入一个更具积极意义的全新发展阶段。